从嘉道年间至19世纪末，是晚清诸子学复兴的第一个阶段。在此期，秦汉时期的诸子学主要流派普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。涌现出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提到的各家外，还有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邓析子》、《孙武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各家，秦汉诸子百家，几被网罗殆尽。从这些成果的形式来看，既有专题性的作品，如王先慎的《韩非子集解》、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》、王先谦的《荀子集解》等，又有综合性研究的著作，如俞樾的《诸子平议》、孙诒让的《札迻》等，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，都已经超过了乾嘉时代的诸子学研究水平。其中不乏总结性的著作，像孙诒让的《墨子间诂》、王先谦的《荀子集解》、郭庆藩的《庄子集释》等书，都汇集了前人及同时代人大量研究成果，发人所未发，并对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俞樾的《诸子平议》是晚清学者综合性研究诸子学的一部代表作。该书仿照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的体例，对《管子》等14家作了阐释。全书共35卷，其中《管子平议》6卷、《晏子春秋平议》1卷、《老子平议》1卷、《墨子平议》3卷、《荀子平议》4卷、《列子平议》1卷、《庄子平议》3卷、《商子平议》1卷、《韩非子平议》1卷、《吕氏春秋平议》3卷、《董子春秋繁露平议》2卷、《贾子平议》2卷、《淮南内经平议》4卷、《杨子太元经平议》1卷、《杨子法言平议》2卷。从其书目录涉及范围之广博，可见作者治学规模的宏大。俞樾虽然学宗儒学，尤其服膺汉学，但对诸子百家并无成见，而采取接纳的态度。他在书序中说：“圣人之道，具在于经，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，亦各有所得。虽以申、韩之刻薄，庄、列之怪诞，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，而著之书，非如后人剽窃陈言，一倡百和者也。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，不必称引其文，而古言古义，居然可见。”[91]无怪乎章太炎把俞氏此书与王念孙的《读书杂志》相提并论，称：“《诸子》（《诸子平议》）乃与《杂志》（《读书杂志》）抗衡。”[92]这种评价是完全正确的。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可观的成绩，但是在治学思路、治学风格上并没有超出乾嘉汉学的范畴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只是乾嘉汉学在诸子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延伸。关注诸子学的学者主要是旧式士夫宿儒。所述问题，多为对诸子典籍的校勘、辑佚、考证、注释，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，鲜有对诸子学义理的深入阐发。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来看，基本上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看待诸子学的，把诸子学视为坚持儒学的一种补充，研究诸子学是为了辅翼儒学。因此，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活跃一时，但只是作为传统儒学的附属学术而存在，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。这种研究思路和认识对于诸子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。